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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》版本及其流变(下)
来源:本站原创   更新时间:2022-08-03 浏览次数:

  自从朱熹作《四书集注》,宋朝开始把《四书》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,以之为朝廷的主流思想,确定了《四书集注》的正统地位。《论语》是朱熹所注解《四书》的第一编,自然显得更为重要。

  元明时代,以“考究典故,114图库跑狗图。以发明经义”为宗旨,虽间有新思想,但总体没有跳出前人的范畴,这其中以陈士元《论语类考》二十卷为代表。

  清代,考据学兴起,这时的成果以《四书改错》、《论语后案》、《论语正义》为代表。《四书改错》二十二卷,毛奇龄著,主要针对的是朱熹《四书集注》中的错误。《论语后案》二十卷,黄式三著,该书反复申述“礼”的重要性,认为“理”即“礼”,天理就在社会规范中。《论语正义》二十四卷,刘宝楠著,堪称《论语》整理研究的经典之作,是清朝《论语》的集大成者,有各种《四书》本和《清经解续编》本。

  近代以来,有《论语集释》四十卷,程树德编纂,是又一部《论语》研究的集大成之作;《论语疏证》二十卷,杨树达编纂,该书强调以《论语》证《论语》,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;《论语译注》二十篇,杨伯峻著,注释简明,全篇今译,书后附《论语词典》,对《论语》的研究和普及有开创之功;《论语新解》上、下编二十篇,钱穆著,汇集前人注疏、集解,力求融会贯通。

 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,近代以来,人们由怀疑古史到怀疑古书,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被怀疑的重点。由于人们对于古书成书和传流规律了解不够,很多古籍被打入“伪书”行列,多数典籍的成书年代被严重后置,中国思想史材料“受灾”最为严重。

  有学者说,与孔子有关且可信的资料“似乎只有《论语》一书了”,其实《论语》的可靠性也受到了质疑。长期以来流行的看法是,《论语》陆续成书于孔子后学,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。人们从《论语》的流传着眼,认为《论语》既然有递相传授的过程,就必然会造成“不纯”。清代学者崔述的研究最具代表性,他论定《论语》一书有“窜乱”,有“续附”,《论语》编订初始,各篇不出于一人之手,而是“各不相谋”,其后才汇为一本,又有“采自他书以足成之者”,这样的观点成了后来学界的主流看法。

  这些研究还影响到国外,受到外国学者的推崇。如美国学者顾立雅、日本学者木村英一就是如此。木村英一研究《论语》各篇,他逐一落实其写成时间,甚至“考证出”某些篇成于孔子再传、三传、四传甚至五传弟子之手,这与崔述的看法大体一致。受疑古思潮的影响,20世纪30年代,英国汉学家韦利坚持认为《论语》20篇只有第3至第9篇是可靠的,其余各篇均系后人所加。这一疑古考证已经成为西方汉学的经典著作,产生了较大影响。今期开码结果开奖青蛙网,还有美国学者甚至只相信第4篇的前20章是可靠的,其余都是孔子的后学们在240年的时间内逐步加上的。这样的怀疑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《论语》注释与研究。

  值得欣慰的是,近代以来出土了一些《论语》文献,有敦煌、吐鲁番地区的《论语》写本、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中的汉代竹简《论语》等。《论语》文献的出土,提供了可资证据的新材料,也启示了研究新方法,有助于厘清《论语》研究中长期聚讼不已的问题,推动了《论语》研究的深入。

  与《论语》新材料问世的同时,大批早期学术文献不断出土,其中尤以郭店楚墓竹简、上海博物馆竹书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代表,这些新材料又“激活”了不少传世文献,特别是与《论语》研究直接相关的《孔子家语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大戴礼记》、《孔丛子》等著作,将这些典籍与《论语》对比研究,产生了不少新的认识。杨朝明主编的《论语诠解》就是其中的代表,该书将《论语》置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,注重文献的合观参验与综合比对,整体考察孔子思想学说,认为《论语》编撰有严密的内在逻辑。该书条分缕析字词典故,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。

  (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。相关内容请关注2015年12月14日第12版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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